几本书 （之二）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前面提过了。这算是一本从西方往东方看的书，当然我看的过程又成了从东往西看从西往东看的过程。西方人看中国人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以黑格尔为代表；一种以伏尔泰为代表。听上去是后者顺耳，但我相信是前者要有益健康得多。

摘抄几段：

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能使人犯错误的了。－马夏尔尼勋爵（1794年）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1822年） 　　

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艾蒂安·巴拉兹（1968年）

像布兰维利埃这样的自命不凡之士则讥讽说：“中国人不能得到神的启示，因此他们是瞎子。但是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简单化的教条，与基督的教导无法相比。笛福揭露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民族。马戛尔尼是否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呢？反正地读过当时伟大的思想家中唯一坚持不懈地反对亲中国浪潮的孟德斯鸠的文章。后者主要是从耶稣会士富凯那里了解的情况（富凯口头上批评了他的同事写的文章）。他还指责耶稣会由于轻信而犯了错误：“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像《耶稣会士书简集》里说的那样诚实。”

哲学家还中毒则更不可原谅。然而伏尔泰本人最终摆脱了他自己对中国的奇怪想法，也像孟德斯鸠一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批评起中国来。零零碎碎的几个句子说明了这一点。1755年：“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的多。”16年后，他又揭露了中国文字的弱点：“印刷一首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假如愿意用其他民族的字母的话，只要二天便可以印好了。”最后中国科学被贬成是经验主义的：“中国人在1500年前便发明了火药，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的土地到处都是硝石。”

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成批来到巴达维亚，寻找生财之道。在城市里他们是办事员，经纪人或零售商。在乡下，他们做佃农，耕种者或仆人。什么工作他们都不会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许多人做大买卖发了财。中国本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鼓励他们发挥这种才能。从1793年到1978年，这种倾向十分严重。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于1740年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几个小时内10 个圣巴托罗缪惨案。“荷兰方面否认这次暴行，公司董事们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他会不会对公司在广州的买卖——甚至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呢？他们派了使团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了歉。意想不到的好事：皇帝毫不介意地让人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伏尔泰（1764年）

托马斯和家庭教师一路闲逛。这位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了他对广州这个“集市”的印象：“他们把所有在欧洲制造的产品模仿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从各种家具、工具、银餐具等器皿直至箱包。所有这些仿制品的工艺与英国制造的一样好，而价格要便宜得多。”在欧洲市场上出现过仿造中国的假古物，现在轮到中国来仿造欧洲的新产品了。 　　

“在广州，浆洗内衣的技术非常好，而且比欧洲任何一个首都的洗染店的价格都便宜。”中国洗染店已经有了使他们日后征服加利福尼亚的名声了。”“只要不受骗上当，总是有好生意可做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对洋人不老实是机灵的表现。”这些讨厌的中国人把诈骗提高到一门艺术的位置：“很少有欧洲人没有遭受过这方面的教训。”可以猜想赫脱南并不属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happy few）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