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这种论调现在很流行。暂且先不论胡适怎样罢,我觉得为了抬高胡适也不带这样污蔑鲁迅的。但凡稍微读过一点鲁迅的人,都该知道其对请愿游行的态度。“上去!”,而且还“站在队伍后面说”:为了证明别人的不干净,先泼人一盆污水,然后就自以为抓住了把柄,这种下作手段鲁迅生前常遇到,身后竟也不得清静。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脱离了当时的情形,奢谈自由主义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以国民党政府当年之腐朽没落,靠几个留过美的自由主义者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喜欢鲁迅的理由有很多。年轻时最爱他的小说和散文——《在酒楼上》和《野草》——时时拿出来重读,感动于他对空虚孤独的抗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现在觉得对中国人最有意义的是他在杂文里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像《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的杂文里充满了中国人最缺乏的“逻辑清晰严密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贴上一段: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 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 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 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 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 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 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重读这段文字,不由我不联想起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看了几张质量不错的旧黑白照片,还真以为那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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