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这种论调现在很流行。暂且先不论胡适怎样罢，我觉得为了抬高胡适也不带这样污蔑鲁迅的。但凡稍微读过一点鲁迅的人，都该知道其对请愿游行的态度。“上去！”，而且还“站在队伍后面说”：为了证明别人的不干净，先泼人一盆污水，然后就自以为抓住了把柄，这种下作手段鲁迅生前常遇到，身后竟也不得清静。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脱离了当时的情形，奢谈自由主义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以国民党政府当年之腐朽没落，靠几个留过美的自由主义者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喜欢鲁迅的理由有很多。年轻时最爱他的小说和散文——《在酒楼上》和《野草》——时时拿出来重读，感动于他对空虚孤独的抗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现在觉得对中国人最有意义的是他在杂文里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像《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的杂文里充满了中国人最缺乏的“逻辑清晰严密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贴上一段：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 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 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 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 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 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 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重读这段文字，不由我不联想起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看了几张质量不错的旧黑白照片，还真以为那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呢。
